从沈阳墓地来谈谈生命与死亡的尊严
哲学是一种智慧的学问，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。生死哲学不仅应当给人一种超越生死的大智慧，也应当借由对生死问题的关注，而形成一种观察而分析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法。
华人生死教育先驱付伟勋教授写过一本书，名字就叫做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》，阐述了生与死乃是一体之两面一线之两端，截然不可分开。从传统上讲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死亡问题和生命问题分为两截，也没有把死亡问题单独提出来，单独处理。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，面对死亡的威胁与生命的窘迫，教导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拯救或轮回，来实现有尊严的、没有遗憾的、有尊严的死，而且有一套非常具体的临终关怀操作仪式。而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却一直是立根基于当下社会，儒家关注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的时代，如何尊重人的生命，避免戕害生命的行为发生，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保障人的生存权利，安顿人心提升人性。道家则着眼于在混乱的时代，人如何摆脱外在的束缚，实现自己的自由。这尤其凸显在庄子身上。
就儒家而言，孔孟是关注生者如何生活的好，而不是关注死亡的瞬间，更不是通过死后的世界，通过死亡和死后的世界之尊严来安顿人心人性的。而是始终关注在生死之间，人如何活的更好，活得更有尊严，已经国家和社会应当如何保障这一最基本的人权。孔子是殡葬业的鼻祖，他对生死与丧葬的诸多论述都是源于他切实的生命体验，他对于死后世界搁置不论，引领人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上，而不过多的去考虑死后事宜，对于戕害生命的礼俗制度——人祭、人殉给予了深刻批判。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”孔子对战争采取尤为谨慎的态度，他批判暴政对民众生存的压迫“苛政猛于虎也”。孟子继承了孔子对于死亡的悲悯情怀和对于戕害生命行为的批判，而且拓宽了孔子对于生死态度之关注的范围。孔子侧重关注个体性生死，孟子则关注社会性生死，关注整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死处境。他忧虑的是老百姓“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”“面有饥色，路有饿殍”这种生存状态，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变革政治经济制度改变这一状态，从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孟子批判战争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；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他不仅谴责了战争对于生命的残害，而且也谴责了战争发动者和积极备战者的罪大恶极。出于对天下苍生的悲悯，孟子提出了“仁者无敌”，“不嗜杀人者一之”的理念，高标了人之生命的宝贵性，坚决反对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去谋求权力和土地的政治行为。他批判暴政是“率兽食人”，是“杀人以政”，与“杀人以梃”和“杀人以刃”没有任何区别。孟子还提出了“行一不义，杀一无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”，把“让天下人举安”作为最高政治理想。孔子和孟子这种关注人之生命，尤其是关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生命的视角，从广泛的社会大背景大环境，关注对生命构成威胁的诸多因素，关注如何保障生命的基本权利，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颇多的启迪。有感于当前的生死学研究学者，过多的把眼光放在死亡这件事情本身上。比如数月前，生死研讨微信群关注一对澳大利亚老人相约去瑞士集体自杀。也有专业的医学组织关注和推动，临终病人生前做好临终的遗嘱，关注安乐死的推动立法等等。我个人觉得，我们在关注人生终点的同时，应当更多的关注人的生活，关注人的生存环境，关注对死亡构成威胁的诸多社会因素。进而呼吁，从社会的宏观角度如何保障生者的权利，这比关注死亡这一点，这一事件，具有更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。诸多的自然和社会灾难、暴力事件、交通事故、高端人士抑郁和自杀、猝死、底层人的血斗等等，是很好的例证。
换句话说，在当今的中国，生死学研究在关注无痛苦的死亡，在关注死亡尊严的同时，应当更加关注生命的尊严，关注如何让人安乐活，这比关注安乐死更为迫切。
